《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买了差不多有两年，刚到手时大致翻了翻，只看到张居正就停下了，前几天把它翻出来，打算从头开始细细看一遍。不想，这次只看完自序就卡住了。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一个历史科的门外汉来讲，给这本赫赫有名的册子挑刺儿自然也不会怕什么。
1587年，如果不是黄仁宇，确实是平平淡淡的一年。黄先生写这本书颇有见微知著的意味，蝴蝶扇一扇翅膀，历史的龙卷风呼啸而来。
从十五年中看大历史，从自序中看十五年
民穷的罪魁祸首
黄先生在自序中针对明史“税重民穷”说法予以反驳，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赋税而在于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他又以16世纪末的苏州府与17世纪末的英国相比较，意在说明同样都是重税，英国人却“民不穷”，来为重税开脱。
“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
且不说16与17世纪相隔100年，就只说17世纪末的英国，此时英国已经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拥有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1689年，资产阶级用《权利法案》来宣告自己的胜利。17世纪的英国，税收依然是非常的、战时的特殊现象，英国土地税税率一般为10%，战时为20%。
500万人一年的税款为700万英镑，平均下来每人一年一磅多的缴税，以此来判断说英国的税重，依据何来，万一当时英国人的收入特高，一磅多在年收入中的比例并不高呢？
反过来讲，黄先生想说英国“重税而民不穷”，就算一年一磅是重税，又有谁说过英民不穷？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苛税。
黄先生仅据以上之例推断，民穷的原因为法律的腐败与政府的低能而非重税。按照这种说法，民穷体现在农民身上无外乎是该拿的钱因为腐败而拿不到，这是主因，而10%或20%的赋税则只不过是皮毛之痒。
那么，明朝对农民又有什么福利可发的呢？没有上头下发的钱农民就穷了吗？10%-20%的收入都要上交，真的不是造成民穷罪魁祸首么？进一步讲，明朝的法律是什么？法律的腐败又是什么？法律的腐败是通过什么途径让穷民吃到恶果？政府的低能是如何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是不是只有依靠高效的政府才能提高？政府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农民吃饭是不是不用依靠自身的劳动只通过廉洁的法律与高效的政府就足够？为重税开脱将民穷归咎于腐败与低效是不是本末倒置？
上帝视角下的先进经济
说完民穷，黄先生又将明朝商业经济的落后归咎于明太祖“军民对口保障”的制度，批判明朝保护落后经济。“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这种安排虽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
这种上帝视角的说辞，比马后炮更厌，又像极鸡生蛋蛋生鸡一个鸡蛋赔一万的故事。我做了A，此外有B的存在，CDEF能促进B的发展，但A不会导致CDEF。A做了几年不做了，与之相应，CDEF也未发展，进而B未发展。这样就得出结论说，我是为了保护A而抑制B？即便客观上可能有这样的效应，也不能借此来说主观上有保护倾向，主观≠非黑即白。
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
在这之后，黄先生还反对“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经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的说法。紧接着黄先生解释了《资本论》中商品与货币的交换，但我不明白，把这段放在这里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中国的封建经济没有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么？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早早就出现在了中国，明朝之前，纸币也已经问世。后来，黄先生又认定没有商业就没有工业，中国的官方没有组织商品经济和工业发展的能力，且不愿看到私人财富的大规模扩充。
不知道在黄先生眼中，什么是封建经济，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难不成是在讲封建经济没有货币存在么？即使如黄先生所言，政府无能，那么，据此就来否认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展，又将民间资本主义萌芽置于何地？
黄先生还通过《松窗梦语》的写作目的来否定写作内容，借此来否认当时的民间资本主义萌芽。张瀚先祖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且不论这个“因以”是因一锭银子还是一场梦，即使写作目的如黄先生所言为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以此目的来否认其他学者引用的可靠性进而推翻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据，才是荒诞。不论张瀚是何主旨，但他陈述了一个购机织布的事实，可以断定他见识过有人这样做，这就足够了，不管是不是他的先祖，有人这样做就足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黄先生用同样的方式来否认景德镇制瓷工业的发展，因为作者的写作目的就否定作者文中陈述的事实，这是何其荒唐的做法？我写文章歌颂美好春天的同时捎带叙述了邻居家养猪的事实，你就因为我的文章不是以赞美猪肉为主旨就否定邻居养猪的事实存在？荒唐至极。
大历史观与小巧合
自序中，黄先生还提到，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明朝当日的制度使得无一人有好下场。这里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总觉得，黄先生把许多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宏大的制度而非具体的所在，或许是他大历史观的立场所影响，但类似于法律、腐败和“制度”，这些都是千百年来的背锅侠，人们总是在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将一切归咎于此，似乎解决掉这些顶上层的建筑就能解决掉一切问题。但，事情的发生却又总是因为某一个具体的巧合。
睹始知终，管中窥豹，一篇自序足见黄先生之立场，后文如何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