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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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打开送来的货，看到了一个西红柿。”
“同学们，谁觉得我应该把他放在第一层呢？”
大家都有点发懵，稀稀落落举起几只手。
“谁觉得应该放在第二层”
举手的人多了一些。
“那好，法学院的第一课，主张放第一层的和主张放第二层的，讨论十分钟，派一个代表上来辩论。没举手的作为陪审员，听完双方观点后投票。大家严肃点，这是个法律问题：要知道，人们愿意花大价钱请出色的律师，往往就是为了证明西红柿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
今天我在读物权法经典案例时，突然想起了这段小插曲。号称奠定美国”物权“理论基础的三个案例，其争议点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鸡毛蒜皮：
首先是Pierson v. Post一案。原告驱使猎犬追赶一只狐狸，当狐狸累得精疲力竭之时，万万没想到被告突然半路杀出将狐狸捕获，原告认为自己应当获得猎物的所有权，向法院起诉。
然后是Ghen v. Rich，原告是捕鲸人，一日用鱼叉射中一头灰背鲸，鲸鱼当场毙命沉入海底，五天后被海浪冲到海滩上被他人捡到并拍卖。被告在拍卖会上买下鲸鱼，炼鱼油出售，原告认为鲸鱼是自己的财产，要求被告赔偿。
最后是Keeble v. Hickeringill，原告在私人所有的池塘中布置了诱饵和陷阱准备捕猎野鸭，被告向来看原告不顺眼，在原告几乎要捕到野鸭时突然连开几枪将鸭子吓跑。原告认为被告非法侵害了自己的财产，起诉要求赔偿。
这三个案子，争议点都是类似的：这几位原告对于所涉及的狐狸、鲸鱼和野鸭，到底有没有”物权“？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没到手的”鸭子“算不算是自己拥有的？
法律怎么规定的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律没有规定。是你的就是你的，还要怎么立法呢？就像很难立法规定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一样，立法者对于这类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也很难做出绝对适用的规定。
于是，律师们登场了：
Pierson v. Post案中，被告律师引用物权法”定纷止争“的原则，认为物权的立法意图在于提供”确定性“。律师辩称：如果千万人都竞相追赶一只野兽，那么最后要如何判断猎物归属？法律的目的在于平息纠纷明确权利，而不是让制造更多的争议。最后究竟狐死谁手，是一目了然的，因此谁最终捉到就归谁的解读，才最符合法律的原因。
有趣的是，在我国，数千年之前商鞅在《商君书》中就说过：“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 所采用的恰恰就是这一逻辑。
狐狸案，被告胜诉。
Ghen v. Rich案中，原告律师并没有否认狐狸案的论证逻辑，承认”谁捉到算谁“。然而，本案原告律师认为，在用鱼叉射中鲸鱼将其杀死的一刻，就已经算是”捉到“了。本案的焦点，最终落在了什么叫做”捉到“上，双方为”击杀却没有立刻收取“，”捡到算不算捉到”这两个像是”西红柿算不算蔬菜“一样看似琐碎却很难下定论的问题展开辩论，最终原告胜诉。
为什么法律的天平最终倾向于原告呢？按照狐狸案的结果，难道这里谁最终捡到不是更有”确定性“嘛？原来，原告律师调查了捕鲸行业，发现这一行有个规矩：每个人用的鱼叉上都有自己的标记，要是有人捞到已经死去的鲸鱼，都要检查上面的伤痕，如果是别人射中的，就应该”物归原主“。原告律师称，这样的规矩，才是这一行的”确定性“，因此在确定性这一战场上驳倒了对方。
Keeble v. Hickeringill案，原告看似处于很不利的立场：这里飞走了的鸭子，离煮熟还差得远呢！而且捕野鸭这一行也没什么可以借鉴的潜规则。于是原告律师摆出了一套站得更高的论证逻辑：之所以要明确“物”的归属，是为了让大家能从生产和劳动中有所收获。试想一下，如果你辛辛苦苦赚来的东西不是你的，谁又会发挥聪明才智，向原告这样设下诱饵和机关来捕猎呢？原告要是不能保护自己的劳动所得，我们又怎么能吃上鸭子呢？最终，原告胜诉。
有人说，一般的律师试图说明法律是什么，优秀的律师则论证法律为什么应该是我说的样子。
对于什么样的的东西才算是自己的，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立法者怎么能想到狐狸，鲸鱼，野鸭子和西红柿呢？又怎么会在黑和白之外想到全部的灰色地带呢？但总有一群人，能够有各种方法解释法律，将现有的法律通过符合逻辑的方式延伸到灰色地带，这就是律师的工作。
这就是法学院培养律师的方式：不是教你颠倒黑白，而是教你把灰色说成黑，把灰色说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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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回到西红柿的故事。我们问老师，那你当时把西红柿放在了哪里呢？
老师说，
我实在想不明白，就把西红柿吃掉了。
“我觉得两种观点都很有道理，实在拿不定主意。也许，那时我就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律师，而更应该当个老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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