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余温——师大民国时期的一次校庆

解放前的大学,几乎很少举行校庆。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生存下来殊为不易,奢谈什么庆祝。纵观华南师大80年的历史,校庆大多是解放后、改革开放后举行的。然而在学校第十五个年头(1948年),也就是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时期,举行了唯一一次较大规模的校庆。

劫后重生,庆当其时

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这样一次校庆?当时的校庆特刊中有一则简单文字透露了原因:“院庆由来:本院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撤离石榴岗,经八年战乱,始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分别迁还旧址,旋于十一月六日正式上课。本年四月十五日第三次院务会议时特议决此日为院庆纪念日。”(《文理学院院刊》第22期第八版)广州石榴岗原是省立文理学 院的校址,因为日军侵略的原因,学院八年漂泊在外,且十度迁徙,其中艰辛,不可备述。能够重回广州石榴岗复学,不啻劫后重生,学校上下都沉浸在从此可以安 定求学的欣喜之中,举办校庆可谓正当其时。为什么选定十一月十六日为校庆日,时任院长何爵三曾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院庆日的选定,很费商量,在最初,曾有人提议以古应芬先生的诞辰,其后又曾拟以师范学院成立日,或文理学院改名日为院庆。到最后始决定这十一月六日。所以选定这一天的原因,是在于庆祝本院的再生。”(《文理学院院刊》第23期第一版)

文理学院从1937年广州 行将沦陷时撤离石榴岗,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因石榴岗被作为日军俘虏营,于是先迁回广州光孝寺复课,直到1946年才迁回老校址石榴岗上课。与师 大曲折的迁徙故事相比,这一次算是真正的回家,并永久性的有了一个安定的窝,它的意义似乎比古勷勤的诞辰、师范学院成立之日更为重大。这虽然是一次物理意 义上的回归,但也是一次流离之后的精神回归,选定此日为校庆其象征意义更大。自然而然,回顾成长历程的艰难,庆祝学院的重生,成了这次校庆的主要基调。

三千子弟,十五春秋

在这次颇为不易的校庆中,整个组织活动方面,文理学院仍然延用惯常的庆祝模式:上午举行庆典大会,各类嘉宾和教职员工、学生大约有六百多人出席;正午举行鸡尾酒会,师生校友叙旧;下午举行舞狮、猜谜、球赛活动;晚间则举行放电影、剧团表演等活动。

对于一所大学而言,聚会娱 乐只对校庆当天增添节日气氛有意义。校庆真正的意义更多在于梳理传统、反思过去,提振精神、启迪未来。事实上,这种认识在校庆特刊也有反映,所有校庆当天 活动只有一则短短的消息,全文不过500字左右。学校将更多精力倾注在办学情况的梳理上,体现在当日校庆特刊上为四个方面:一是总结学校办学十五年历程, 当时院刊首版就是《十五年来之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宏文,整个文章篇幅占刊物两个版面;随后一期的院刊则刊登院长何爵三在庆祝大会的演讲《本院十五周年来 的成就》。二是简要梳理和介绍学院各系办学历史及现状,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学院屡经变故,但过去十二届毕业生人数无一疏漏,每一届人数均按系别一一罗列出 来,十五年来共培养毕业生715人。三是梳理学院的组织架构历史,包括历任院长和分教处主任一览表、学院各处历任主任处主任一览表、学院各学系科历任系科 主任一览表,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大批文理学院时期并延续至解放后华南范院时期的先贤,如文史系吴三立、外文系曾镜涵、历史系罗孟伟、教育系阮镜清、物理系黄 友谋……他们横跨两个时代,虽然屡经磨难,但仍然为师大保持一定的学术传统。四是部分校友对文理学院优良传统的回忆文章及各方祝词,其时,宋子文、朱家骅 等人曾为校庆作了题词。

65年前的校庆在今天看 来,不过是一场规模甚小的庆祝。但它却是华师历史上第一次认认真真过自己的生日,于当时而言,这次庆祝可谓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在文理学院现有的28期院 刊上,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刊头是套红排版,唯有这一次刊物上出现黑白照片,它体现了隆重,也体现了不易。为示庆祝,其时校内外粉刷一新,校门还悬有一联: “三千子弟,十五春秋”。在这些简单的文字当中,历史的余温仍在。

不谈精神,精神却在

文理学院15周年校庆,不像庆祝,更像庆幸。庆幸在艰难之中,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延续学统。

与文理学院一起经历流徙的 人,必定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对振作发展文理学院有着深重的使命意识。何爵三是一个老文理人,从勷勤大学师范学院诞生到文理学院的转变,每一步他都经 历过,文理学院成为他人生中的一部分。在一次面对师生的演讲中,他曾这样回忆自己历程:“兄弟原是本院前身的勷大筹备员之一,细数寒暑已十四载,初来时年 事尚轻,而现在则鬓边白发,垂垂欲老……兄弟今日站在这巍峨的高楼上,活似百战疆场的老兵,抚今追昔实有无穷的感慨”,令人唏嘘。

战乱时刻,文理师生记忆尤 深,有时遭遇甚至惊心动魄。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攻陷广州,文理学院当时在乳源上课才一周,得知日军敌骑快到面前,傍晚徒步西行,翻越极高 的秤架山,餐风露宿至连县东陂,在连县南迁罗定时,在郁南河口碰见日军渡河,赶紧将船驶向下游的西坝,连夜将图书仪器埋在沙坑内,覆以茅草,师生则在万山 丛中躲了10多天,一度粮绝,曾以番薯充饥。

环境如此艰难,但文理学院 却并没有萎缩。这15年里,学系由创办时的3个变成8个,教职员工由50人增加至107人,学生在过去13年中始终保持在300人左右,抗日胜利后更是增 长到600人左右。初办时图书只有3万余册,战后则增至10万余册;实验仪器在战乱中保存完备,并增添很多新设备。

文理学院能够发展,在于师 生精神始终饱满充沛,不馁不竭;而勷勤大学时代的学风,经战乱打磨,至文理学院时期终于形成相对稳定的传统。在何爵三看来,文理的气质就是“学风纯肃”, 即“学生生活俭约,学习空气浓厚;教职员勤恳工作,辛劳不辞,严教严管;师生间感情融洽,和衷共济。”(何爵三《本院十五周年来的成就》)这一说法并非凭空,有文理毕业生在忆及流徙时期故事时无意中给予印证,说文理的作风,一向以朴素为尚,布衣布履,不改前装,即便部分同学家境富裕,但受团体生活影响,也 不会过分消费。

文理学院的这种特征十分鲜 明。当时岭南大学、东吴大学均迁徙驻扎在仙人庙,当大家一齐坐车去曲江的时候,人们均能辨认出哪一个是文理学院的学生、哪一个是岭南东吴的学生。这并不是 说岭南大学东吴大学的学生有多么富裕,的确是文理学院过于俭朴,“非云岭南,东吴,勷商之豪华,实则母院俭朴之甚而见诸形状耳”(李缵绪《在成长中之母 院》,《文理学院院刊》第22期)俭朴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很多人躲避的词语,它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穷苦,穷学生、穷学校。但是,学生、校风的俭朴对学习和学 术研究其实有着莫大的意义,“俭朴出诸于至诚,不徒矫饰,豁达虚怀,烦恼离其心,可获真正之快乐。故青灯黄卷,人定月圆之时,潜研之妙,少有过者” (李缵绪《在成长中之母院》,《文理学院院刊》第22期)。因为俭朴,可以省却追求物质享乐、时尚攀比等无尽的虚荣之心,可以将心思真正端正在学习和学问 研究之上,这一理解对于今天仍有深刻意义。在华师今天的校训上仍然有“艰苦奋斗”之精神,它与60多年前文理学院对自我气质的认同有相通之处。

文理学院时期虽然短暂,但石榴岗却成为文理时期师生的精神家园。当时一个曾周游国内多所知名大学的校友认为石榴岗三面环水,一路连接陆地,其环境之优美堪与武汉大学的珞珈山相媲美。石榴岗如此之美,怎能叫人不牵挂。

文理学院十五周年校庆,貌似在庆祝一个新的开始。但吊诡的历史让它看起来更像是在宣告一个旧时代行将结束,连文理学院自身都开始显得不合时宜,时局的急剧变动使得何爵三在半年后决意挂冠而去,紧接着我们迎来了解放的新中国,文理学院很快改组为华南师范学院。

(作者:华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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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12-03 17:06:33  更新单位:校长办公室、档案馆点击: